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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悍与柔软:蔡国强北京双城
2008-08-20 10:48:30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来源: 新民周刊

    8月12日,北京奥运开幕式后的第4天,开闭幕式焰火总设计师蔡国强来到故乡泉州。

  这里是蔡国强爆破艺术的起点。上世纪80年代,鞭炮生意在泉州很火,很多家庭都有鞭炮作坊。蔡国强在那时迷上了火药。那时,他还是一个只会点火,不会灭火的毛头小子;现在,他已是一个以整个北京城为舞台的爆破艺术家。

  此行,蔡国强与4天前的奥运开幕式呼应,要创作一幅火药草图《历史足迹:为北京奥运作的计划》。所谓火药草图,就是在特殊的纸上爆破留下痕迹。7年前,蔡国强为APEC上海峰会做完焰火之后几个月,创作了14幅火药草图,在去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以7424万元创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。

  对于火药草图,泉州人并不陌生。2006年,蔡国强在泉州的闽台缘博物馆创作了一幅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壁画《大榕树》,榕树盘根错节并且苍老的老树根盘绕在壁画上。

  《历史足迹》的创作场地设在《泉州晚报》一楼。从早上7点开始,《泉州晚报》的正门封闭,只有东侧的一扇小门进出。现场人山人海,保安不苟言笑地清退每个没有证件的观众。蔡国强的太太,同是画家的吴红红一身便利打扮,帮蔡国强接听手机,张罗现场志愿者及时补上灭火。

  《历史足迹》长33米,宽4米,横贯整个一楼大厅。画上,一块块北京建筑模板,如天安门、国家大剧院、故宫、水立方等,在中轴线上依次展开。在中轴线的上方,29个大脚印模板依次排列。

  蔡国强赤脚走在纸上,表情严肃,时不时在某个建筑旁洒下一些黑色火药。此时他洒的火药多少将决定这件作品的爆破力度和作品呈现的浓淡。没有修补的可能,他只有一次点火与爆炸的机会。

  在33米长的纸上,蔡国强来回反复审视。他的脚下是他自己创作生涯中最长的火药草图,也是一座虚拟北京城。太太吴红红说,蔡国强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放没有人看的焰火大会、放风筝。这个梦想被《纽约客》著名艺术评论家Peter Shjeldahl在采访中挖到了,他很满意文章中的这个细节,认为呈现了真实的蔡国强。

  晚上6点多,终于洒完火药。草图上覆了一层蜡纸,接着盖上几层硬纸板,然后在上面均匀地压上砖头。

  用一只普通的打火机,蔡国强点燃了草图一侧的火引子。立刻,一阵浓浓的白烟从纸板下蹿了起来,顶起纸板,扑腾着跑完整条画卷。整个燃烟的过程持续了仅仅6秒!

  平静之后,开窗开门通风。蔡国强的助手凭经验判断一一揭起燃烧充分的建筑模板。蔡国强亲手掀起天安门的模板。下面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天安门,“很好!”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画卷边上赞道。此次,范迪安作为嘉宾在现场观摩作品,他评说,“火药就像国画用墨一样,一定要掌握它的轻重。这件作品很有价值。”

  《历史足迹》将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楼大厅。这也是蔡国强为全球个人巡展北京站特意做的作品。8月19日至9月2日,蔡国强个展“我想要相信”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。这是国内第一次整体展示蔡国强的作品,也是中国美术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展览。2月,该展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首站展览。纽约古根海姆撤掉了包括毕加索在内所有名家作品,用全馆呈现蔡国强的80 多件作品。

  柔软的北京

  《新民周刊》:为什么在奥运开幕之后仅4天,就做了《历史足迹》这幅火药草图?

  蔡国强:本来是不急的。因为我的个展8月1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,我想做一件和北京、和奥运有关的作品,所以就赶着这股劲做了。《历史足迹》是关于一座城市、一个盛典的记忆。据说奥运会开幕式有40多亿观众收看。如果他们以后看到这件草图,就会想起这场开幕式,从另一角度体验艺术家做这个计划的想法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但是《历史足迹》并不“实”,不是对北京、奥运的描红。

  蔡国强:我其实摸不准这件草图。如果火药的用量多,我知道作品会很好看、很激烈,但此时此地,这样做是不是对?所以,我想表现轻而巨大的城市。它是梦幻、超现实的。如果用电脑般详细地“描红”北京城,没有多大意思。

  草图上的那些建筑好像模仿了北京建筑,但又不像是北京城。它很杂。如果我用火药描出一个个建筑,也可以炸出有棱有角的建筑,但那样太精准了,像建筑设计图纸,没有梦幻的感觉。

  所以我撒火药的时候很控制,很小心。和做“大榕树”不同,“大榕树”很激烈,喷火,而《历史足迹》用烟熏,火都闷在里面。最后的效果还不错。脚印很实,脚印下面的建筑都很“轻”,像在梦里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《历史足迹》上的北京城让我觉得非常柔软,为什么做一个柔软北京?

  蔡国强:因为奥运会太轰轰烈烈了,这件作品再强悍也强不过奥运会。我不可能让纸上的大脚印和开幕式上的“大脚印”保持一样的比例,只能做一个柔软的北京。

  “我想要相信”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的北京个展紧接着奥运,一定会引起轰动。

  蔡国强:最大的舞台、最大的火永远是奥运会。最大的热点永远是奥运开幕式。咱们在一开始就知道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为什么把全球巡回个展的主题定为“我想要相信”?

  蔡国强:我的故乡泉州有看风水的习俗。我从小就对宇宙好奇,对看不见的世界很有兴趣。我觉得艺术可以出入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。

  2002年9月6日晚上9点,我在意大利北部小城Trento的坟场中做了一件焰火作品。当地人上坟都会献上白色和蓝色的菊花。那天晚上,我就放了漫天的白色和蓝色的菊花焰火,一直放了3分半钟。燃放于坟场,我不让人来看。这是专门做给在坟场里安息的人们的。我在坟墓边,一点都不怕。

  第二天,我离开酒店去机场。路上有陌生的当地人向我走来,对我说,嗨,昨晚我妈妈一定很高兴。很多当地人都来感谢我。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让他们很高兴的事情。我相信他们地下的母亲一定能看见焰火。至少,我想要相信。这样想使我感到享受、安慰。否则我们就太苦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“我想要相信”这句话出自美国电影《X档案2・我想要相信》,你看过《X档案》吗?

  蔡国强:我没有看过《X档案》,之前也不知道这句话被《X档案》用过。我们向《X档案》所属的公司买版权。他们同意我们使用。公司老板默多克的太太邓文迪是我的好朋友。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天天在一起玩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有评论说你的个展之所以红,是因为打着东方符号吸引西方人。

  蔡国强:作为艺术家,我个人并没有什么集体主义,不参加任何流派。当别人扎堆的时候,我就是一个个人。同时,我这个人做的事情也是普通人做的(事情),与大家同乐乐。

  我根本没有靠中国符号吸引西方人。在我之前,古根海姆做过“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”,展品是国内100多家博物馆里最好的藏品。但是展览没有那么多的人看。而我一个小小的艺术家,为什么观众人山人海,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有大众性。普通人觉得有趣,有创造力,能理解,应该带他的女朋友、孩子来看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纽约个展时,你希望和美国观众产生怎样的共鸣?

  蔡国强:我的作品里有好玩、幽默的东西,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。比如“9・11”之后,美国民众纷纷谴责恐怖主义,我用9辆汽车做了一件自杀爆炸的作品《不合时宜:舞台一》。“汽车们”都处在自杀爆炸过程中。美国人怀疑这件作品是好还是坏?其实我并不是在说好坏,而是在反观。

  在中国文化中,我们更多地讨论世界的矛盾,提出矛盾,让人们看到矛盾,而不像西方的理性主义――艺术就要解决问题。艺术家不是解决矛盾的。

  拿在手上太烫,放下又舍不得

  《新民周刊》:在艺术圈里,你一直不扎堆,无论是八五美术浪潮,还是官方美协机构,你一直是一个人。这次为什么会参与奥运,和一群人共事?从一个人到一群人,你是怎么考虑的?

  蔡国强:“集体的人”经常是一群特别的人。个人经常是很共性,关怀生命,感受幸福、自由、理想、悲伤。这种个人是真实的,是全人类共有的。

  以前,我长期在国内的时候不是那么有集体主义。作为艺术家的个人,到国外,和当地民族、文化有很多共通点,不会因为离开中国现代艺术这个圈子,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西方在解读你的作品时一直有双面性,比如《草船借箭》,西方先是批它反西方,后者又肯定这是件重要作品。

  蔡国强:一直都这样。后来我做的《不合时宜:舞台一》让美国人很不舒服。但是他们还是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这件作品。拿在手上太烫,放下又舍不得,对艺术家来说,这才是好的处境。要是人家对你总是客客气气的,你就完蛋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早年你从上戏毕业去日本后,日本人对你就是很客气的,没什么批评。

  蔡国强:现在日本还是这样,今年10月我会做一个作品《黑焰火》,在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纪念地的上空,放很多黑色焰火。这会让日本人很难受。他们一方面很想看这件作品,另一方面很怕看到。我并不想碰他们的伤疤,其实我也是在抚摸自己的伤疤。我不把他们当作外人,也不想借这个作品嘲笑他们。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在当代艺术界新出的“四大天王”排名中,你是第一位。你对这个排名怎么看?

  蔡国强:这是不对的,没有意义,对国内美术界和年轻艺术家都没有意义。“四大天王”中,可能没有一个人会为了这个称号而高兴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三四年前,你计划在泉州建一座当代艺术馆,并请“老爵爷”诺曼・福斯特设计。现在艺术馆的进度如何?

  蔡国强:福斯特8月9日上午从美国飞到我家开会,他的方案越做越细,每个展厅都有了方案。只是我这边还没有很大的进展。

  艺术家是靠不住的,随心所欲的。当他认为非做不可的时候,怎么着也会做出来。但可有可无的时候,他就晃来晃去。建一座美术馆有太多的事情,应该有一个制作人专心公关,有一个工程师负责材料和建筑。艺术家怎么管得了这些事?

  汶川地震后,我的作品《天上来的鳄鱼》拍卖了580万,本来我是想把这件作品捐给羌族,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。可是怎么捐?我不知道。只好还放在那。

  我很胆小,有小聪明,担心随便捐出去,会增加某些腐败冒出来的机会。总之我的担心很多。

  吹牛的无聊人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是一个幽默的人吧。

  蔡国强:男孩靠经常给自己吹牛,鼓舞自己,好的女孩应该懂得让男孩吹点牛。重要的是,女孩不要跟着他一起吹牛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据说你是少林弟子,现在还坚持练武吗?

  蔡国强:我常常跑步、举重。在国外候机前,我都会来回走动。我不希望自己感到特别弱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除了健身之外,你还有什么爱好?

  蔡国强:我很无聊,无聊是我的特点。我的女儿都知道这点。我和女儿亲热很单调,永远重复那些话和动作,比如:“乖乖,让爸爸给你梳头发,你应该永远保持这样”――我喜欢把女儿打扮成我喜欢的样子。

  我的女儿都很黏我。我一有时间,她们就坐在旁边。我看报纸,她们就关心我关心什么事,在旁边跟我一直嗒嗒嗒地说个没完。

  我最享受的是女儿在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。一看到女儿,我的心情就好。但是,女儿又不能离我很近。只要她在近处,我感到她的存在就可以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怎么比较你的出生地泉州和你的现居住地北京?

  蔡国强:泉州是我的故乡,这里有我的家庭和亲属。我在泉州得到无穷的源泉,从来没有枯竭。现在在泉州的街上还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东西:人。人是永远的载体、文化。我的出生地的样貌以后可能会消失了,但是不管城市怎么变化,还是可以从人的身上感知文化,以及你和他之间的认同。

  不能拿泉州和北京、威尼斯比。北京很浩瀚、光辉灿烂,也有耻辱。尽管北京总是盖大楼,北京很闹,北京人喜欢侃,但是北京是有些寂寞和伤感的。这点,我在上海比较少看到。北京的命运和泉州不同,这是一种民族向心力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撰稿・刘莉芳(特约记者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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